邱清泉道：“我自会去问他。你先告诉我，你刚才说的‘手术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虽没有像那位钱公子一样有什么不得体的举动，语气及眼神却有十足的压迫力，让她一时间甚至产生了窒息的错觉。她没有办法抵挡这样一位在战场上拼杀了半辈子的军人的威压，更无法在短时间内马上编造出一通足以以假乱真的谎话，只好据实以答，说道：“我也不十分清楚，是从新六军调去沈阳司令部时，廖军长悄悄告诉我的。他说杜先生因患肾结核，开春时在北平动手术摘去了一侧肾脏，术后未满一月，又匆忙赶回东北来指挥作战，叮嘱我要留心照顾。结果我非但没有办好差事，还差点稀里糊涂地把自己搭进去了。”

身旁传来“哐”的一声——邱清泉一拳头重重砸在了茶桌上。他这一拳的力道之大，不但使得木桌、茶壶、杯盏皆摇摇欲坠，似乎就连整座茶楼也跟着抖了两抖。跑堂的伙计闻声上来察看，见他面色怕人，吓得即刻又缩回了脑袋。两只狼狗也惊醒了，紧张地吠叫了两声。阮静秋从未见过他如此暴怒，吓得连忙闭紧嘴巴。

李副官这时气喘吁吁地跑上楼，看见他如此神色，惊得半晌不敢近前。邱清泉仍紧皱着眉头，目光投向他，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李副官看了看阮静秋，低声说：“老爷子不好了。”

纵使她一路拔腿狂奔，到底也还是晚了一步。

老爷子安宁地睡熟了，或许对他来说，撒手人寰反倒是一种解脱。阮父转眼间白了大半头发，和妻子收拾出家中起居室的一小片地方，礼数周全地请邱清泉进来小坐。阮静秋在祖父身旁守了片刻，她本以为自己这回应当也不会流泪，结果还是在邱清泉握住她肩头的那一瞬间哭出了声。

按照阮家的规矩，老爷子过世后理应由子女扶灵回祖籍温岭，再由族中长辈主持发丧、安葬。温岭与邱清泉的故乡永嘉相距不远，许多习俗也颇相近，他本自告奋勇地要帮忙，阮父却拒绝得既有礼又很彻底，似乎不想要他和女儿再多扯上一星半点的关联。阮静秋拗不过父亲，入夜时只得送邱清泉和李副官出门，行到街口，他把两人身上所有的钞票及大洋都汇总起来，全都塞进她的口袋。

阮静秋起先说：“我不能收。钱家这样霸道，背后必然还有倚仗。我恐怕已为你惹了不小的麻烦，怎么还能要你的钱呢？”

邱清泉就板起脸来，装作凶神恶煞地道：“什么倚仗不倚仗，不要你操心这些。你自己不怕吃苦，老人家怎么办？我没有两日就要离开南京，万一那家人再找上门来，你们才是要有很大麻烦。你收下这笔钱，尽早找辆车子送老人家回温岭去，安全要紧。日后你回到光亭身边去工作，还怕没有钱还给我吗？”

阮静秋说不过他，只好收下钞票，并写了张借条交给他。街巷转瞬要走到尽头，她看一看他的侧脸，不知他是不是还在为手术的事生气，于是小声说道：“杜先生的事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瞒你。”

邱清泉默了片刻，回答：“我知道。”他忽而苦笑了声：“这干你什么事呢？是他不想要告诉我。”

萧瑟的秋季悄然而至。

南京的物价正在以一种看似悄无声息，实则水漫金山一般的状态增长着——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物品越来越贵，倒不如说是人们手中的纸币越来越不值钱了。购置棺木、雇用车马及扶灵回家等几件事因此花费了很大一笔钱，且钱家还在暗中使绊，差点把转让店铺及老房的事情也统统搅黄。时间又过去半月还多，南京的老房及最后一间铺面终于出手，阮静秋按父亲的要求，凑齐那支链霉素的钱还给了钱家，而后陪伴父母回到温岭老家，依祖制将老爷子归葬故里。

在家守孝期间，她又忙着给父母寻找新的住处。他们这一支外迁太久，在老家已没有祖宅，而父母固然希望能踏实太平地行医，却又不愿意和那些陌生的阮家人住在一起。她于是奔走一阵，四下张罗，总算在温岭不远的镇上看中两间旧屋并一方小院，以一个较实惠的价格签了三年租约，作为父母日后的居所及医馆的所在地。父亲挨过钱公子那一下后，又遭遇祖父过世的打击，身体终究没能恢复如初，落下了一吹风受凉便咳嗽不止的病根。阮静秋还要留下照料，他却借口三月孝期已满，最后几乎是挥舞着棍棒把她赶出了家门。

虽然借的钱还远远没法还清，但她想了想，还是专程回了趟南京，将一些家乡特产分别捎到邱公馆和廖公馆去。邱清泉彼时已投身华东战场奔忙去了，邱夫人叶蕤君笑盈盈地接待了她，半个字也没提欠款的事情；廖夫人黄伯溶则在巴黎就和她是老相识，她在对方的强烈挽留下，只得在公馆多住了几日，并针对她成日担忧挂念着丈夫而心绪不宁、夜不能寐的症状开了几副养身安神的草药茶。

这一切都忙完之后，南京城恰巧迎来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。她提着行李，独自走在去往车站的路上，身旁经过衣衫褴褛的乞丐、光鲜亮丽的妇人、黝黑精干的车夫、高声叫卖的商贩，她听到电车铃响、马踏污泥、寒鸦悲号、幼儿哭啼。在这繁华又喧闹、富丽又残破的城市街头，她忽然陷入了一阵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