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的村后是翠绿的山，连绵的山。在距村子约五里的地方，有一片异常茂密的林子，林子的后面是一片开阔的水面，是一泓清澈见底的山里湖泊，湖的另一端就是连绵的山、陡峭的山。虽然这样的景致在城里人看来，是绝好的休闲之地。但在贫穷得没有时间、没有资格休闲或根本不知道休闲为何物的山区人看来，那就是平平凡凡的一滩水，平凡得存在了很多世纪还没有一个名字。但跟柱老汉的去世改变了这个湖的命运，随着湖旁出现了两个坟冢，这个湖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名字，人们开始叫它月儿湖。月儿本是我们村一个普通山姑的名字，湖旁的一个坟冢本是属于她的。但她并没有埋在里面，因为自从她五十几年前第二次离开村子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现在是死是活也无人知晓。只是跟柱老汉在湖旁的守侯屋里，苦等了近六十年也没有等到他的月儿归来，在临死之前丧失了信心才为月儿堆了这个假冢，他叫它爱情冢。并留下遗言，让村民把死后的他埋在爱情冢旁。考虑到跟柱老汉孤苦一生，为集体义务植树半个世纪，村里满足了他的遗愿。在78岁的跟柱老汉死后，月儿湖旁就留下了他的守侯屋——一个简陋的小木屋，屋前就是两个看似一模一样的坟冢。没有多少文化的山里老汉跟柱能懂得什么爱情呢？但他却懂得守侯，他用他半个世纪的等待行动演绎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月儿湖温柔的风，洁净透明的水，倒影的山色，翠绿的林木为他见证。这事还得从50多年前说起。那时的跟柱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棒小伙，不仅农活干得有棱有角，而且人也长得结实帅气，浓眉大眼，要个子有个子，要型有型，要势有势。唯一拿不出手的是生错了家庭，生在了一个祖辈相对富裕的家庭里。这在现在是一种幸运，但在六十年代就是罪过了。那时候，因为阶级斗争的需要，每个村要树立一些阶级敌人，用来进行政治运动。于是那些祖辈富裕的家庭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冤大头。因为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，就是大家绝对的平均主义，要穷大家一起穷，大家穿短裤，你有长裤，你就是专政的对象。或者是，你虽然也穿短裤，但大家的爷爷穿短裤，你爷爷却有长裤，你还是专政对象。因为那时历史地看问题，就是既要看“苗”还要看“根”“苗红根正”才是光荣的无产阶级。跟柱就属于那种“根”有问题的人，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命运。和跟柱相反，漂亮的月儿姑娘就幸运得多，她生在一个三代贫农的家庭。“苗红根正”加上做事干练，使她有机会参加村上的任何活动。例如可以当女民兵，可以唱样板戏，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，这些不仅仅是体面，而且是农村最轻松的工作。当然，能够有资格干这种工作，除了出身好外，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能力。也许，月儿干这类事多了，所以也练就了做事独立、有主见的习性。这对一般女人来说，是十分难得的品质。但对那个年代的月儿，却是致命的缺点。因为那个时代不需要清醒和有自己思想的人，要的是狂热的盲从者和横冲直撞的疯子。1968年8月的一天，村里有3个孩子在月儿湖里游泳，由于一个孩子不慎溺水，另两个孩子去救，结果三个孩子纠缠在一起，时浮时沉，情况万分危急。这事让路过的跟柱碰上了，他毫不犹豫地跳下水，救上了三个危在旦夕的孩子。这一幕又恰巧让巡逻到此的民兵月儿看见了。这本是该大赞特赞的好事，但发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就变味了。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就相信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地主儿浑蛋”没有人会相信“资本主义的草会长成社会主义的苗”当然更没有人相信“地主的狗崽会作出下水救人”的好事。于是，摊在跟柱身上的事就成了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是“黑五类企图破坏的新证据”跟柱因此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展阶级斗争的新靶子，而善良的月儿却因为说了真话，同情跟柱而受到牵连。她因为立场不定，不能和“坏分子”划清界限，不愿揭发跟柱的罪行且顽固不化而受到责难。月儿因此变得沉默，变得消沉，变得不愿再参加任何集体的活动。她瞪着怀疑不解的眼睛，从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淡出，再淡出。看到月儿的遭遇，跟柱又伤心又感动。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后悔，对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幸也已麻木。因为在那个社会背景下，把狗屎赖在一个专政对象的身上，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。但因为自己害了月儿姑娘却使跟柱耿耿于怀、于心不忍。尤其看到月儿的变化，跟柱感到痛心不已，感到自己罪孽深重。终于有一天他抓住了一个机会，鼓足勇气向月儿说他想和她谈谈，约她晚点去湖边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她竟答应了他。他本来想借此挽救一个错误，不料却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。那次约会跟柱安排在晚上月儿湖边，本是想那是一个偏僻的所在，怕被别人看见对月儿不利。但有山有水的地方也许也有灵气，那晚月儿湖上的月光好洁白、好柔媚，晚风带着湖水的清香习习吹来，空灵的山泉在远方滴滴答答地伴奏着，山的影树的影隐隐约约地荡在湖水里，湖畔的树荫下，两个人影隔着一米的距离在争执着。“既然他们都那样说，你也那样说，我不会怪你的”跟柱说。“我不会说假话，别人怎么说是他们的事，我只能说我看见的”月儿说。“没有人会信你袒护我的话，何